这一年，我二十二岁

二十二岁的我，站在人生的门口。门口有风，风吹着头发，头发就飘起来，遮住眼睛；门口也有雨，雨滴不大，却密密麻麻地打在脸上，生疼。

大学毕业证是一张薄纸。我把它卷成筒状攥在手里，乘地铁穿越半座城市去面试。车厢里冷气开得足，西装裤管便粘在小腿上，又凉又腻。第五家公司的人事主管翻动我的简历，纸页哗哗作响。"应届生啊，"他抬头，眼睛藏在镜片后面，"我们更倾向有经验的。"

我租住的房间在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楼梯间的灯时好时坏，我总在黑暗中数着台阶。有一天发现钥匙断在锁孔里，便坐在门口等房东。对门的老太太探头看，又缩回去。她的电视机正在播抗战剧，枪炮声透过薄墙传来，格外响亮。

超市的临期食品区是我的福地。半价的面包，买一送一的酸奶，我熟练地计算着保质期。收银员是个脸上长痘的姑娘，她扫条形码时，指甲油剥落的地方像地图上的小岛。

七月最热的那天，母亲打来电话。她在话筒那头说父亲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说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公务员。"你吃饭没有？"她突然问。我看着桌上已经发软的方便面，说吃过了，吃得很好。

夜晚的天台能看到城市的灯光。我数着远处写字楼的窗户，那些亮着的格子间里，想必也有人像我一样，二十二岁，口袋里揣着梦想和二十块钱。风从领口灌进来，我又想起人事主管镜片后的眼睛。

二十二岁，原来是这样的一年。